20世纪初期，博物馆从业者开始主张“建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系列工作需求的具象体现”，反对雄伟宏大的“神殿式”“纪念碑式”建筑杜德配资，寻求一种基于内部功能考虑的新博物馆建筑设计理念。1934年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博物馆会议上，欧美两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提出了要建立一种“非建筑”。
——编者按
公共建筑的外观和功能性之间似乎总是存在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给建筑师和博物馆人带来不少困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波士顿美术馆新馆的设计，当时由马修·普里查德和本杰明·艾维斯·吉尔曼带领的美术馆筹建团队与博物馆组委会在建筑设计理念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筹建团队坚持建造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博物馆建筑，但组委会成员坚持认为博物馆不应放弃庄重的外立面：“博物馆并不是一开始就按照纪念碑去设计的，但是因为它代表着全体公民的权益和文明的体面，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纪念碑式建筑。”最终，美术馆工作人员和组委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意见，去掉了博物馆内部所有的不必要装饰，但是外部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神庙式”建筑外观。
这种外观和实用性的观念冲突不仅发生在博物馆内部杜德配资，甚至不少建筑师也出于对建筑理念的坚持参与了这场辩论。
正是因为博物馆建筑需求和设计理念上的这种从仪式性向实用性的转变，建筑师柯布西耶设计的名为“曼达纳姆”的世界博物馆计划才会饱受抨击。1929年，柯布西耶受比利时图书馆学家保罗·欧特雷（1868—1944）的委托，为国际联盟设计一个文化中心，其中包含图书馆、研究中心，以及代表各成员国和地区的永久或临时的展厅。他将博物馆的外形设计成一座阶梯形的方形金字塔，参观者进入博物馆后，通过建筑几何中心的电梯可直达最顶端；参观路线由最顶端的展厅开始，顺着坡道沿着方形建筑的四角盘旋而下，形成整座建筑的展览空间。
世界博物馆方案公布后，受到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批评。然而事实上，柯布西耶并非要刻意设计这样一个纪念碑式的建筑，这一方案其实是他对“无限生长博物馆”概念的首次尝试；在他的设计图纸细节中，博物馆建筑内的所有视觉元素都是标准的几何图形，且整个建筑利用柱体而非墙体作为主要支撑，通过这种方式，展厅可以重新分割以适应各种展览需求。
1939年，距曼达纳姆规划方案提出10年后，柯布西耶在菲利普维尔博物馆设计方案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无限生长”设想，并将标准化和性价比的理念引入博物馆设计中。按照这个理念，博物馆空间将被建造在一个以柱子为支撑的平台上，以螺旋形的方式从中心向外旋转展开，使用的所有材料都是标准的柱子和顶板、可拆卸的隔板，在实现标准化的前提下也确保了博物馆的实用性和性价比。“无限生长”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有朝一日博物馆需要扩建的话，其黄金分割的比例、几何的建筑外形和标准化的内部设计可以使其轻易实现扩建而不破坏本身的形态，从而使“无限生长”成为可能。这种设计思路被他延续使用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博物馆和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建筑方案中，并一定程度上在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实际运用中真正实现了“无限生长”。得益于标准化的设计理念，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分别在1964年和1984年较为容易地完成了两次内部改建，增设了报告厅和票务室。然而在1979年的博物馆扩建中，馆方并没有依照柯布西耶的设想基于现有建筑主体进行螺旋式扩建，而是在附近新建了一个建筑主体；尽管没有实现柯布西耶所谓的“无限生长”，但也得益于原建筑的简明设计，博物馆并没有因为屡次扩建而变得不和谐。
（作者分别为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硕士、谢菲尔德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学硕士）
作者：李翔 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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